感念师恩——回忆我的中学老师

回忆我的中学老师
 

钟衍亮

      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，我在文昌中学念了6年书。虽时隔40余年，但我对文中情结依旧，仍然情未了。无论是在海口还是在广州工作，每当回故乡省亲、访友，我都会驱车在文中校园兜几圈，寻觅中学时代的踪迹。文中校园的红花常在我心中开放，文中老师的音容笑貌常在我的脑海里浮现。

　　文昌中学已有百年的建校历史。我就读的那个时期，文中引进和充实了一批德才兼备的教师。当时的教师队伍，可谓是人才济济，他们绝大部分毕业于华南师范学院（大学），有几位老师还是毕业于北京大学、中山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。很多老师是生长在大城市的非海南籍人，像戴家宝、赖玉英、王诚树、陈树屏、谭深盛、杨杏春和黎楚基老师等一二十位，都是从内地来的。当年教授我们高中课程的老师，包括海南籍的、内地来的，都是非常出色的教师，正是这批知识渊博的教师的无私奉献，正是文化之乡学子的勤奋学习，才创造了60年代初期文昌中学的辉煌。记得1964年高考，四个高中毕业班，被大学录取的就有40多人。当时全国每年只招15万名大学生，招生率只有10%左右，一个学校这么多人考上大学，在海南是屈指可数的。

　　郑心伶老师是我们高二语文老师。在学生时代他就酷爱文学创作，大学年代就开始撰写了十八万字的《鲁迅诗集释》。由于他对鲁迅先生著作研究取得不平凡成就，70年代中期，由时任海南区党委书记的李尔重同志举荐，调往广东省专事鲁迅研究，后来成为广东鲁迅研究学会会长。郑心伶老师平易近人，对学生有一种特别的情感，善于与学生交流，打开同学们的心扉，对于成绩优异的学生，勉励他们百尺竿头，更进一步；部分成绩一般的学生，则鼓励他们坚持努力，不要轻易放弃上进的机会。在批改学生作文时，十分耐心，除了评分外，总是在结尾处留下评语，鞭策我们，给予我们启迪和鼓励。在课余时间，同学们喜欢带着问题上门向郑老师请教，他的宿舍里总是学子盈门。

　　讲授我们高中数学的戴家宝老师也是文昌中学杰出教师，她性情和霭，勤奋敬业，待人真诚，对学生循循善诱，有着独特的教学方法。高中数学课对很多人来说是枯燥无味的，特别是对成绩一般的学生，但戴老师讲课生动，深入浅出，见解精辟独到，学生们都感觉听高中数学课是一种享受，非常喜爱，每当她上数学课时，都聚精会神地聆听，往往听得入了迷。戴老师的教学水平和魅力，当时在海南所有中学里算得上是佼佼者。她还非常乐意帮助家境贫困的学生，当时我们班有一位同学考上北京师范大学，她和她的先生林绍铨老师（时任文中副教导）慷慨地给这位同学捐送生活用品和衣物，至今，这位学生对他们俩的关爱仍然念念不忘。

　　黎楚基老师，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，是地地道道的“阿拉”上海人。在他的指导下，文昌中学的文娱活动格外活跃，他指挥我们演唱《黄河大合唱》，辅导我们如何欣赏艺术大师马思聪先生的《思乡曲》，还给我们讲述贝多芬。今天，我爱好欣赏音乐，可以说是黎老师的潜移默化。

　　60年代初，在文昌中学校园里，处处呈现一派尊师爱教、教学相长的气氛。文昌中学这段闪光的历史，应归功于我们的老校长符芹英，正是他，在以“阶级斗争为纲”的极左政治环境中，冒着政治风险，不拘一格，求贤若渴，引进和调入一批出类拔萃的教师，包括那个年代，被认为是有政治或历史问题的老师。他直言不讳，狠抓教学质量，并提出，文中的教学水平，要冲出海南，名列广东省前茅的奋斗目标。芹英校长是个老革命，是个老共产党员，但他的胆量和魄力，他治校的韬略，在当年的中学校长中是有口皆碑的。

　　现在，给我们传授知识的老师，因年纪原因，离开了讲台，离开了教师队伍，不少人，包括我们的老校长，已经不在人世间了，他们中有些是病故的，有个别是在十年浩劫中非正常死亡的。“一日为师，终生为父”，我永远怀念文中这批给我们传道、授业、解惑的师长。（作者1964年自文昌中学考上华南农学院，毕业后于海南工商银行工作，曾任副行长）